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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font=楷体_GB2312]当时钱学森正坐在北京指挥总部,面对着次失败的现实,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他心情复杂,他受聂帅指派,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font]


[font=楷体_GB2312]    “东风二号”导弹[/font]
    就在苏联专家撤离中国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颗近程导弹发射成功,正像聂荣臻元帅说的那样,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这仅仅是苏制导弹的一个仿制型号,真正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却在1962年的首发中失败了。
    于龙淮 原运载火箭研究院副院长,时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师:我们在那个阿包罗山,就现场那个阿包罗山啊,看,哎哟,我也是第一次看发射,自己设计的东西,第一次到发射场去,一起来,一起来按理说就应当几乎是直上直下,直着飞冲天去了,可是到了20秒左右后就横了,就太早了,虽然弹道咱们不知道吧,一看导弹就横了,就往下走了就开始,打1000多公里的这么一个导弹,起来就下来了,那肯定是不行了。
    当时钱学森正坐在北京指挥总部,面对着次失败的现实,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他心情复杂,他受聂帅指派,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
    王德臣 原运载火箭研究院副院长,时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师:那边打来电话说可能是因为你结构设计出了毛病,出了问题,坏了,把这个增压系统的过氧化氢给漏出来了,没法增压了,所以发动机爆炸了,火箭爆炸了。当时通知完了以后,就让我马上就走,当时我连牙膏、牙刷衣服都没有带,就穿了个衬衫,穿了个衣服,我说带什么资料去,他说不用资料,当时我们也是学钱老他们,都记在脑子里。我们那个组就像要和我诀别似的,出丧似的就把我送出去了。
    1962年正是建国以来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内有三年自然灾害,外有苏联催还贷款,就在8月间,国防部在北戴河还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国防尖端事业到底还搞不搞。
    王德臣:这飞机在西安降落,到了空军基地嘛,空军机场,因为王秉璋是空军副司令,那时候待遇特别好,那时候吃的肉丝面,还有肉呢,真香,那时吃不着那些东西呀,我就一口都吃不下,他们都吃,一口都吃不下去,就在旁边待着,就吃不下去,那时钱老一路上就安慰我,这是接触时间最长的,跟他说话也最多的,所以他就说,他在美国研究的时候,经常试验失败,他说他第一个成名的,卡门——钱学森曲线吧,也不是一次就弄出来的,也做了若干试验,经过若干的分析才成功,他说反正验证有成功有失败,只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不一下子就垮了。

钱学森在基地非常仔细地进行了事故勘察,尽管他在人前表现出极大的震惊,但十天以后,聂荣臻在听取五院领导汇报时,却注意到钱学森心情沉重。

    范济生:一进门的时候,情绪非常低落,压力特大,聂老总一见了他就开玩笑,啊,怎么啦,不要有什么压力吧,就讲这个666是怎么回事啊,讲了一大堆,讲了一些,你们都知道,你们这大学者、大专家,你还不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吗。

    关键时刻,聂荣臻给了钱学森巨大的支持和信任,从聂荣臻主管科技工作以来,钱学森就一直是他最默契的技术高参,如果回顾中国导弹的发展,他们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总是站在一起。聂荣臻非常尊敬钱学森的学识,总是愿意倾听他的意见,而且也非常关心钱学森的生活以及安全保卫工作。五院刚刚成立的时候,院里只有两辆很破旧的汽车,一次开会,聂荣臻元帅见钱学森始终不来,心里非常着急,生怕出什么安全问题,连忙派人去查问,在此之后,他特意为钱学森和另外一位主管导弹研制的安东同志安排了新车。

    范济生:那在外国,人家叫做小姐坐的车,美国车,那真漂亮那车,看起来,北京市就这么两辆,在街上跑的再没有第三辆了,给了钱学森一辆,给了安东同志一辆,有一次开会,开完了会之后呢,他们下去了,聂总就在窗子这儿考虑问题吧,一看呢,两辆车在一起,钱学森同志上车,哎,他说,那个车,那是谁的车,我说钱学森同志一辆,安东同志一辆,为什么给他配那个车,因为太特殊了,他说必须给他换,安东坐什么车我不管,钱学森,那个车必须给我换,因为太突出了,特务很多啊,美国的特务,给你干掉以后,我们还搞不搞这个事业了。

    “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在仿制1059之后就展开了,但那时苏联专家刚刚撤走,研制导弹的科技人员都憋着一口气,希望能早点把这颗争气弹搞出来,大家都非常热衷于高自行设计,并没有很好的消化、吃透刚刚学来的技术知识,在设计上做了改动,为了赶进度,该做的地面试验也省略了,钱学森在组织大家分析事故的原因时,提出了设计综合的概念。

    梁思礼:通过总结以后的话呢,我们大家发现就是说,总体自己没问题,控制系统没问题,发动机系统全没问题,几个东西加一块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谢光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为国防部五院分院设计师:钱学森同志就讲的话呢,是设计综合,要重视设计综合。

    王永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时为国防部五院一分院设计师: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朋友问我,夏天房间特别热,我把房间打开是不是能就凉快了,完了,他就说了,这个问题怎么看,你打开冰箱,你坐在冰箱门附近,是有一丝凉意,但是整个房间的温度绝对降不下来。

    这就是钱学森看待问题的方式,他认为必须从系统的角度来理解事物,从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上来把握问题,1962年的冬天到了,钱学森奔波于永定路和东高地之间,为控制系统和发动机两个部门解决关键的技术问题。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顺利发射,三个月后,大漠深处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这时实现两弹结合,使中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的艰巨任务摆在了钱学森的面前。“东风二号”导弹的研制,前后历时四年,真可谓曲折而漫长。

    1966年秋天,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串联学生涌入北京,然而在北京南部的航天城里,洲际导弹的研制工作正在秘密的展开。

    王永志:咱们中国是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然后又搞中远程导弹,但最终目标八年四弹规划是搞出来洲际导弹。

王德臣:东五当时是要八千到一万二千公里这种射程,就是设计出来本身就非常难,设计战术导弹几百公里的,好像容易,一下子弄个一万多公里,就对所有的系统都得挑战。

    庄逢甘:钱先生给我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弹头不能翻跟头,你打到上头翻跟头不就坏了吗,第二个,不能烧坏了,因为上面那个速度很高,下面时表面都要烧的,烧嘛,只好让它烧,但不能烧坏了,而且也不能烧得毫无规则,毫无规则你那个东西掉下来不知打哪儿去了,这两件事,怎么干,当时钱老就给我讲,要搞淮海战役,你别看这两句话,是动员了国家的很多研究单位。

    此时,全国各地都成了造反派的天下,许多工厂和科研单位都停止了正常工作,这给东风五号本来就十分艰巨的研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久,航天系统内部分成了915和916两派,派别之间争斗得很厉害。周总理亲自命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派部队进驻钱学森家里,24小时保护他的安全,并对航天系统实行全面军管。

    钱学森:那个时候呢文革了,所以就组织军管会进来,那么周总理就向进来的那个军管会呀,进来了以后就交待,说这儿有一个名单,科技人员的名单,这名单上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不出事,出事我就找你们。

    在那些非常岁月里,所有人的言行都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而每一次试验都变得更加紧张,因为一次发射失败,就有可能成为政治事件,而钱学森要为所有型号导弹的技术研制负责,确保研制工作不出问题。这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又来了。这段影片记录了中国科学院最早从事探空火箭试验的情况,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预示着人类从此进入了太空时代,发展航天事业,开发空间资源,已经成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显著标志。为了尽早实现拥有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1月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为副组长的581任务小组。然而,卫星的研制工作一起步就由于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而推迟,1965年中国科学院刚成立卫星设计院不久,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就使整个研究队伍受到了破坏。1967年8月,聂荣臻元帅提议,页国防科委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他的考虑是,钱学森主持中国导弹研制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套完整的大型系统工程的实践经验。

    1970年5月1日夜晚,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等待着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飞经北京上空,当广场的扬声器里,传来《东方红》的乐曲时,钱学森并不感到轻松,虽然卫星按计划上天了,但是他1965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组织国防部五院科技人员共同制定的八年四弹计划无论如何也无法按期完成了。

    因为要想检验洲际导弹的技术水平,就必须进行全程飞行试验,射程上万公里的导弹,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考虑在公海上进行试验的问题,而在海上进行试验,就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海上测量船队,但在文革期间,这个耗资巨大,技术难度要求极高的项目被一拖再拖,无法兑现。

关键时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支持了钱学森的之间,事情的发展离他的预期又近了一步,然而要在万里之外击中目标并不容易,钱学森为了推进太平洋全程试验的进行,整整忙碌了13年。从解决弹头载入技术,到高低弹道的飞行数据分析,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也失去了他最心爱的物理力学研究室。

    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物理力学讲义》,是他的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翻译整理的,钱学森称他们是第零代,希望通过他们在物理力学领域能够发展出一支队伍。

电影片段:这是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一等奖获得者钱学森教授,正用讨论会的办法,指导他的学生们学习,他和学生们讨论他的新著作《物理力学》。

    这座刚刚经过现代装饰的大楼,是1958年中国科学院专门为钱学森和他开创的力学研究所盖的,在这里他制定了许多基础研究课题,日后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8年,中国科学界又迎来的一个春天,钱学森没有忘记他的物理力学。

    崔季平:曾经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是我们的统帅,有他我们心里头放心,我们现在要重新恢复(物理力学研究室)呢,我们只能拿着他原来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作为基础往前走,他的意见就是说,时代不同,我50年代做的那些事情,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那个物理学讲义只不过是一半,现在发展得很快,像材料里头的这个微观的理论,你们打算怎么办,像这样的问题你们应该考虑,现在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有很大的发展,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也要考虑,只有这两条你们办好了,你们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十年以后,钱学森仍在为“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太平洋全程试验做着积极的努力,为了了解关键技术问题的进展情况,他亲自前往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去考察试验情况。

    赵少奎 时为航天部一院设计师、第二炮兵第四研究所研究员:他那次试验回来以后,在京西宾馆给大家介绍情况,直到现在,可以这样讲,我国洲际导弹的技术关键问题,都已经解决,或者说都已经基本解决,今后对于太平洋火箭试验,主要是如何组织实施的问题。

    但是对于太平洋全程试验是否要做的争论,也依然没有停止,一些人认为太平洋试验只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而当时中央对立足国内试验也是认可的。

    沈辛荪:那个时候已经到了80年做试验嘛,70年代,尽管是文化大革命,是吧,很困难的时候,但是要真正解决我们自己的这个弹,你光是通过特殊弹道的飞行试验,尽管可以取得很多的试验数据,但是最后还是要靠这个全程的试验来检验我们这个设想对还是不对。

    赵少奎:钱老在做总结的时候明确表示,他说,立足国内试验,实现洲际导弹的试验定型,这是一个愿望,但是从我们试验研究和国内的试验条件来看,不进行全射程试验,还是不行。

    全程试验的目的最终要解决洲际导弹是否可以准确命中划定的弹着区,而在具体方案还没有制定之前,钱学森就强调我们的弹着区画得要比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小,而且技术水平要高。

    王德臣:更难的是,一比一的飞行试验,你得向全世界公布,你得画多大的圈儿,你画这么大圈儿了,结果你打在圈儿外头,丢人不丢人啊,对吧。这还是好办的话,你做试验的话,画这么一个方框,人家外国的测量船,就贴你画的边儿上,就这么摆着。

    沈辛荪:他们准备,一打下来,可以去抢啊,去打捞那个弹头啊,所以当时呢,为了搞这个工作,这个我们在钱老亲自领导指导下,整整大概搞了四五年的时间。

    1980年5月18日,钱学森坐在众多的航天人中间,迎接中国导弹发展史说崭新的一页,“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作为中国第一代导弹的终极目标,钱学森完成了他的承诺和历史使命。

    当钱学森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历史使命,重新回到书桌前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古稀老人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此时,世界科学技术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向前发展,他又开始重新学习,并诚恳地和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进行交流

    1961年4月,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彻底遨游太空的第一人。一个月以后,美国宣布实施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年冯•布劳恩,用他的火星五号把美国的宇航员送上的月球,而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在1992年开始起动的,钱学森知道,中国人的飞天梦想要由第二代人来完成了。本来钱学森是有可能亲手实现这个飞天梦想的,早在1949年,他就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的概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在钱学森这个设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称为“龙”的三角翼飞行器,这就是今天美国航天飞机的祖先,而由于钱学森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使得他被尊称为“龙之父”。

    钱学森心里很清楚,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国地位,但中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依然很落后,今后国家的建设重点要转向经济建设。在接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时,钱学森这样说,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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